秘书

程竹汝

2026, 44(3):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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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其内涵在现实性上主要是由党领导人大工作的前置决策方式所赋予的。因此，这里的“善于”在实践中就是要做优、做实党的前置决策。所谓前置决策，即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是在人大履职的前端、幕后发挥作用的，旨在为人大决策提供各种前置性资源和保障。前置决策及其有效性，构成了党领导人大工作各种方式的共同特征和目标，是人大决策的方向性保障和重要基础。前置决策的实质是将党的意志（路线方针政策）导入人大工作之中，进而在党的意志主导和融合人大代表意见的过程中，形成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国家意志。

转换态治理的学理基础——风险社会中应急管理关口前移与恢复重建的再思考

高小平

2026, 44(3): 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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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险社会背景下，突发事件的时间反复性与空间扩散性打破了常态与应急态之间的边界，催生了介于二者之间的“转换态”。转换态治理作为风险社会的第三种治理模式，其学理基础建立在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对治理边界模糊性的认知重构之上。转换态治理在纵向上实现了非常态治理的关口前移，将治理干预从应急响应阶段提前至风险演化初期，有助于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在横向上推动了应急管理恢复重建环节的范式重构，将恢复目标从“回归原状”升级为“韧性跃迁”，并将退出机制纳入制度化的应急治理体系。转换态治理通过统筹发展与安全、融合常态与应急，为构建全过程、整体性的风险治理体系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

新时代全面提高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内涵、价值与实践

彭斌, 游坤鑫

2026, 44(3): 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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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关键能动力量。全面提高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确保党长期执政的必然举措。其核心内涵在于：增强整体政治素质，提升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能力与水平；破除因循守旧思想，培养顺应全面深化改革的创新意识；反对官僚主义，发扬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优良作风；保持高效廉洁，巩固规范权力运行的法治保障。全面提高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是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内在要求，也是坚持党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需要。全面提高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应完善党校系统的常态化培训机制，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突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加强党内法规的制度化建设。

政党引领基层治理的组织逻辑：以P区近铁城市广场楼委会创新为例

陈毅, 倪昱

2026, 44(3): 3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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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实践不断涌现。P区近铁城市广场楼委会的创新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本研究基于组织理论的四维分析框架发现，楼委会通过组织架构的实体化运作、信息和激励的充分供给、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有效配合、楼宇内外治理环境的联动，化解商务楼宇社区治理困境。进而深挖其取得治理效能的内在逻辑：基于组织架构的制度设计完善逻辑，基于信息和激励的满足社会诉求的服务至上逻辑，基于非正式制度的满足情感诉求的政治吸纳行政逻辑，基于组织环境的满足治理现代化要求的空间整合逻辑。尽管楼委会在促进楼宇党建制度化运行方面仍存在优化空间，但其“在干中学”的经验值得推广，其他组织可以在借鉴其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实际进行调适，促进楼宇党建在党务、经济、服务和善治等方面走向深度融合。

京津冀碳排放效率的提升策略——基于13 个地级市的样本分析

孙钰, 吴双, 姚鹏

2026, 44(3): 4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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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问题长期制约京津冀协同发展。本文运用超效率松弛变量测度（SBM）模型和全局莫兰（GML）指数模型分析2011年至2022年京津冀碳排放效率，并探究其时空分布特征。从整体上看，京津冀碳排放效率呈上升态势，且技术进步对效率提升的贡献度高于技术效率，但整体仍处于较低水平。从空间格局看，京津冀碳排放效率呈现“东高西低”和“北高南低”态势。从影响因素看，能源强度提升对本地区及周边地区的碳排放效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第二产业比重增加对本地区的碳排放效率也会产生抑制作用，但对周边地区的碳排放效率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情怀与组织边界重塑：跨部门救助协作何以成功？

孟华, 周姣

2026, 44(3): 5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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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A市春蕾安全员困境儿童救助机制为例，探讨跨部门救助协作何以取得成功。研究发现，不同跨界者在组织边界互动中形成三种情怀组合，而不同情怀组合会导致不同的组织边界重塑结果：在“强-强”情怀组合下，组织可以实现从服务边界、职能边界到心理边界的重塑；在“强-弱”情怀组合下，组织边界重塑主要聚焦于服务边界与职能边界层面；在“弱-弱”情怀组合下，组织边界重塑仅限于服务边界层面。进一步分析表明，情怀之所以能够重塑组织边界，是因为以情怀为基础的信任逻辑和责任逻辑共同塑造了跨界者的互动行动，而跨部门救助协作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身处强势组织的强情怀者能够参与到救助协作中。

人工智能驱动的政府循证治理：范式转换及实现路径

王海峰, 武茜薇

2026, 44(3): 6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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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立足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探讨人工智能如何以其技术势能驱动政府循证治理。基于从“循证决策”向“循证治理”演进的脉络，构建了一个涵盖议程设置、政策制定、政策执行与政策反馈全过程的分析框架，系统阐述人工智能在数据汇集、证据生成以及动态证据库构建与数据应用中的赋能作用，并揭示其在技术、知识、目标三个层面对证据逻辑的重构机制。进而，从全流程视角出发，探索人工智能推动形成预见性治理新范式的路径。人工智能在拓展政府循证治理理论与实践边界的同时，也带来算法偏见、数据安全与公共责任等挑战。对此，未来应致力于构建更具前瞻性、回应性与韧性的智慧治理体系，以促进公共价值实现，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持续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

制度、秩序与权力：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县政府公文程式推行研究

李章程

2026, 44(3): 7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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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程式的颁布是近代文书工作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对于近代文书档案工作的发展、档案法规的完善和文书档案学的诞生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南京国民政府承袭清末民初以来公文程式的基本要义，多次制定或修订公文程式，有力推动了文书行政的制度化运行。当然，公文程式的价值不只在于法规条文中的制度设定，更重要的是其运行过程中政治权威的塑造与行政效能的提升。也就是说，公文在不同行政组织间的流转及其成效是考察公文程式价值的落脚点。其中，县政府与基层社会联系紧密，是连接中央与地方的纽带，从县级层面考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文程式的推行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立足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政治架构与行政运作机制，阐述公文程式在县政府与县属各局、县政府及其所属各局与省政府及其所属各厅、县政府与县党部、县政府与人民团体间的实际应用情况，其推进过程伴随着疑惑、冲突、请示、批示、解释、调适等。20世纪30 年代，南京国民政府裁局设科前后为县政府公文程式演进的两个重要阶段，它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文书工作的发展历程，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一时期政治与行政的制度变迁。

论行文制度对公文写作的影响

胡元德, 徐淑敏

2026, 44(3): 8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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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方向、行文方式、行文规则等行文制度，对公文的内容、形式、写作方法、语言风格都有影响。它不仅影响文种的选择、发文者和收文者的确定，还通过这三个要素进一步影响发文字号、主送机关、标题等多个格式要素以及公文的内容和写作方法，呈现出明显的“连锁式反应”态势。行文制度在公文运行这一场景中的作用是在公文拟制场景中发生、通过拟制环节实现的，呈现出“前驱式运作”的规律。从事公文写作，要准确领会行文制度的本质，正确认识其作用，全面掌握其规则，并将其落实到公文拟制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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