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

陈锦, 晋兴雨

2024, 42(1): 3-15.

摘要 ( 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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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在我国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体系中具有“基本法”的地位，但对司法审判的实证考察显示，直接援引、适用该条例的人事争议诉讼案件数量较少，《条例》中的大部分条款处于近乎“休眠”的状态。这一状况并不意味《条例》缺乏实践价值，也不意味对事业单位人事管理进行专门立法缺乏必要性。实际上，《条例》是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体系的总纲，是连接不断丰富发展的具体单行制度的纽带，具有重要的结构性功能。未来应提升《条例》的法律位阶，形成与事业单位的国有公益特性相适应，涵摄各单行制度和专门制度，并与劳动法律制度有统有分的事业单位人事制度体系。

《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中的权责平衡：政府与事业单位的关系

范叶青

2024, 42(1): 16-23.

摘要 ( 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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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通过分析《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涉及的法律框架、权责关系，探讨权责平衡对人力资源和公共政策的影响。一方面，《条例》为事业单位内部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有助于提升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和公共服务效能。另一方面，强化政府的监管作用有利于推动事业单位规范化管理，而事业单位的自主性则能增强管理的灵活性和创新性。政府与事业单位的权责平衡意义重大，但已有研究仍存在局限，建议未来扩大研究范围，深究权责平衡的影响因素，考虑新兴技术和全球化进程对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的影响，为政策制定以及实现更有效的管理提供指导。

政协协商与党的领导有效衔接的机制分析——以H市N区政协工作实践为例

陈毅, 王书贇

2024, 42(1): 24-35.

摘要 ( 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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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协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重要渠道，党的领导是人民政协最大的政治优势，二者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实践中。基于人民政协的职能履行和党的领导优势的发挥来解读中国之治的内在运行机制，从价值体系、制度体系和行动体系三个维度探析政协协商与党的领导有效衔接机制，从而更好地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将政协协商与党的领导有效衔接机制归纳总结为宏观价值层面的深度心理认同机制、中观制度层面的稳定结构保障机制和微观行动层面的灵活策略选择机制，并借助H 市N 区政协工作的创新实践来进一步佐证二者如何在价值、制度和行动三个维度上实现有效衔接，进而从全国层面概览二者存在衔接不紧密的现象并探究其根源，最后尝试从上述三个维度提出优化二者有效衔接机制的建议。

人大代表联络站全过程融入基层治理：基于浙江实践的分析

王雪春, 张啸尘

2024, 42(1): 36-45.

摘要 ( 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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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联络站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主阵地”，推动其融入基层治理，是民主促进治理、治理吸纳民主的创新举措。文章结合浙江的实践案例，运用政治系统论，从输入、输出和反馈三个维度分析人大代表联络站全过程融入基层治理的内在机理，即以制度规范和数字技术强化“通道”作用的需求表达机制，通过理性互动助力偏好转换和压力缓解的需求调节机制，推动干部进站和部门有效协同的权威性政策输出保障机制，以及围绕基层社会治理目标的人大代表监督反馈机制。人大代表联络站全过程融入基层治理是民主与治理相复合而形成的政治系统形态，其中需求的表达和调节、对权威性政策输出的保障以及人大代表的有效监督，分别构成了民主治理作为政治系统有效运转的逻辑起点、关键环节和重要保障。

环境、主体与资源：政府创新的动因及优化对策研究——基于福建省“八闽办税码”的案例分析

叶静妍, 张廷君

2024, 42(1): 46-55.

摘要 (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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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作为国家整体性改革的重要力量，其创新行为有力地推动着改革的进程。在政府改革创新的实践过程中，推动其选择和实施创新行为的动力因素有哪些？这些因素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为了回应以上问题，本研究以福建省“八闽办税码”深化创新项目为案例，对其创新行为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并基于此提出我国政府持续创新的优化路径。研究发现，在环境、主体、资源三个维度下，国家改革要求、社会需求偏好、创新能力保障等八个因素的共同作用驱动了政府创新。因此，要进一步持续推动政府创新，就需要优化地方创新环境，加强跨部门协作，重视学习型政府的培养。

“非渐进式”政策执行阻滞何以消解？——基于“决策模糊-执行协商”分析框架的多案例研究

万筠, 林婧淇

2024, 42(1): 56-72.

摘要 ( 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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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渐进式”政策具有力度大、目标明确、时间紧迫等特点，对其执行阻滞的消解不仅成为基层执行者面对的难题，也是对政策制定者实现既定目标的考验。本研究基于中国政策自上而下推行的背景特征，结合基层在政策细化阶段的模糊程度差异和政策实施阶段的协商程度差异，构建了“决策模糊- 执行协商”分析框架，以“双减”政策在基层的执行情况为分析对象，对全国8省20区县开展三轮跟踪调研和田野观察，在此基础上具体分析四类政策执行阻滞的不同表现及消解思路。本研究认为，政策执行阻滞的消解需要根据不同的阻滞类型及生成机理有针对性地予以应对，尤其要关注政策执行中具有双重身份的基层政府职能部门。根据政策执行阻滞的不同表现和类型差异，基层政府职能部门需要针对性地发挥创新能力、整合能力、激活能力和宏观监管能力。

数字政府背景下西北边疆民族地区基层干部数字能力提升研究

周巍, 尚樱之

2024, 42(1): 73-80.

摘要 ( 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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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干部的数字素养、数字能力是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基本要求，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提升西北边疆民族地区基层干部数字能力是助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促进数字政府区域间协同发展的关键。在西北边疆民族地区数字政府建设进程中，由于数字资源、数字观念等方面的局限，基层干部面临数字认知能力、数字应用能力、数字服务能力和数字协同能力等方面的现实挑战，难以充分利用数字资源建立科学决策机制、提供精准高效服务。鉴于此，可从构建数字教育框架、匹配数字要素投入、提升数字服务能力、健全数字协同体系等方面“多管齐下”，为提高西北边疆民族地区数字政府效能提供数字人才保障，推进数字政府的精细运营和高质量发展。

“奏牍”一词源流考

丁海斌, 唐丽

2024, 42(1): 81-87.

摘要 (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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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牍”是由“奏”和“牍”两个单音节词素组成的偏正式复合词，最早出现于西汉时期，在古代专指臣子向天子上奏的文书。经过朝代的更迭和历史的演变，其含义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从使用频次上看，“奏牍”在宋朝进入第一个快速发展期，元朝时回落，明朝达到新的高度，到清朝使用次数达到最高峰。民国时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的《内务部颁发公文程式咨各部文》标志着“奏牍”一词正式在现实使用中消亡，成为历史语言。

超大城市视角下国内互联网医院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中的应用

张世翔, 王欣国, 黄天翔, 冯瀛尹

2024, 42(1): 88-95.

摘要 (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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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作为医疗服务的需求者，倾向于前往三级医院就诊，造成三级医院医疗资源挤兑。分级诊疗制度是缓解三级医院门急诊压力、引导患者有序就医、解决患者“看病难”问题的重要手段。超大城市拥有完善的医疗服务体系、丰富的医疗资源和高水平的医疗服务。本文以此为视角，概述超大城市互联网医院的建设情况和互联网医院在分级诊疗制度中的应用，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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