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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第37卷 第2期    刊出日期：2019-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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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专题

目标、问题、方法：中国当代修辞学研究的重大转向———《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学：理论、方法、案例》述评

陈佳璇 武宁 仁亚

2019, 37(2):  3-7. 

摘要 ( 343 )   PDF (621KB) (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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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范铸的《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学：理论、方法、案例》是中国修辞学界第一部“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学”的专著。这部著作创造性地提出了“新言语行为分析”的模型，创造性地提出了“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学”的命题，创造性地提出了“实验修辞学”“案例库修辞学”等方法，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可以说在研究的目标设定、问题发现、方法设计上，全面标志着中国百年修辞学研究的重大转向，更标志着中国修辞学人社会责任意识的重新觉醒。

BIMSTEC成员国的共识与分歧———基于成员国英文媒体对第四届BIMSTEC峰会报道的分析

裴洲司

2019, 37(2):  8-15. 

摘要 ( 383 )   PDF (1506KB) ( 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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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STEC是南亚地区一个年轻的区域合作组织，充满了潜力和发展可能。2018 年8 月，第四届BIMSTEC 峰会在尼泊尔举行。此次峰会有哪些成果？各成员国对BIMSTEC有着怎样的认知和定位？成员国之间有哪些共同利益或分歧？通过分析各国主流英文媒体的报道，我们发现：各成员国致力于合作与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但由于实力差距和发展需要不同，容易受到利益的驱动，存在政策变动及态度摇摆的可能。

基于国家形象修辞的中越边境中方户外标语口号研究

孟凡璧

2019, 37(2):  16-22. 

摘要 ( 589 )   PDF (906KB) ( 2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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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标语口号是社会语言生活中一种真实、具体、复杂、动态的现象，是国家形象“日常修辞”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越边境地区是两国话语生态圈的交界区域，也是一个极其特殊且敏感的语用区域。中越边境地区的中方户外标语口号作为国家形象修辞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应只是“满足中国人自己需要”的话语，而应是面对“特殊受众”的多方互动的言语行为，是国家宣言。文章以广西东兴为研究样本，以新“言语行为分析”为研究的理论模型，对中越边境地区户外标语口号进行调查、研究，为发布者提供语言学支持，为管理者提供语言学模型，以期增强国家形象修辞的意识和能力。

学术论文标题的变化趋势———以“浅V”类标题为例

周萍

2019, 37(2):  23-28. 

摘要 ( 1218 )   PDF (1801KB) (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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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论文中，诸如“浅谈”“浅议”“浅论”类的标题层出不穷。从“中国知网”近70 年的数据看，采用“浅V”类标题的学术论文的发文量呈逐年递增的趋势，20 世纪80 年代和90 年代更是直线上升，但是这类论文的质量并没有随之提升。20 世纪80 年代，学术生态开始恢复，很多学科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因此很多学术论文采用“浅V”类标题。随着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学术研究也不断深入、细化， 向着更广博乃至多学科研究的方向发展。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下，学术论文仍然采用“浅谈”“浅议”“浅论”等以示谦敬的标题，并不恰当、得体。

公共管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对政府影响力的历史变迁———基于交换理论的视角

卢正刚

2019, 37(2):  29-43. 

摘要 ( 826 )   PDF (2212KB) ( 4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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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尔·赫尔曼等人在转轨国家企业和政府关系的研究中发现， 转轨国家中的高掠夺国家的国有企业长期垄断着对政府政策供给的影响力。文章从交换理论的研究视角，采用历史制度分析的方法，将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方政府在不同时期选择类型相异的企业予以重点政策支持的行为变迁，分为五个阶段：乡镇企业萌芽和快速发展阶段、外资企业大举进入和蓬勃发展阶段、国有企业重新崛起阶段、房地产企业繁荣阶段、“互联网+”时期电子商务企业异军突起阶段。分析不同阶段政府和各类企业之间进行资源、制度交换的过程，说明在中国多种类型的企业均有机会对政府产生影响力。这是中国与其他长期被某一类企业实行寡头垄断的高掠夺国家根本的区别，也是中国这些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中小民营企业始终未能得到优待， 这会促使这些企业设法通过政府俘获来得到政府优待。在此基础上，文章也尝试对政府俘获行为作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界定。

西方国家智慧城市建设实践及对上海的启示

常燕军

2019, 37(2):  44-50. 

摘要 ( 319 )   PDF (972KB) ( 2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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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慧城市建设主要表现出知识创新、用户创新、平台创新、分享创新和协同创新五个方面的特征。实践中，上海的智慧城市建设面临信息分割、监管乏力、公众满意度不高和公众对网络安全认识不足等问题。上海智慧城市建设的突破路径在于：通过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智慧城市的平台承载能力；深化数据资源的共享开放， 提升信息资源的采集利用能力； 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增强技术供给和产业化能力；加强网络和信息安全保障，夯实智慧城市安全基础。

人力资源管理

我国公务员组织公民行为研究述评

何伟

2019, 37(2):  51-60. 

摘要 ( 351 )   PDF (1359KB) ( 6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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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组织公民行为”这一概念引入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开始， 梳理我国学者关于公务员组织公民行为的定义及其内容维度，综述公务员组织公民行为的前置变量（包括态度变量、个体特征及工作情境因素等）和结果变量，并据此提出目前我国有关公务员组织公民行为研究中的不足以及对未来开展相关研究的展望。

公务员心理压力成因及心理健康策略

陆瑜芳

2019, 37(2):  61-71. 

摘要 ( 465 )   PDF (1883KB) ( 7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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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代表着政府形象，承担着改革、发展的具体工作。在挑战和压力越来越大的今天，公务员不仅要有踏踏实实为民服务的坚定信念，而且要有良好的能力素养和心理状态。文章通过发放调查量表，对部分公务员在感知压力和管理压力方面进行调研，分析导致公务员心理压力的原因，进而从个人、组织、社会等层面提出改善公务员心理健康状态的措施和策略。

秘苑春秋

吕不韦与战国食客的义利观

王双双

2019, 37(2):  72-80. 

摘要 ( 368 )   PDF (1324KB) ( 3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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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客”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其作为独具特色的文化载体，不仅反映了战国时期中下阶层的生活面貌，也映射出当时主流价值观念对社会生活的介入。吕不韦于公元前249年被秦国封为相国，其在掌权的12年间养士三千，权倾一时。文章以《史记》和《吕氏春秋》为依据，以吕不韦为切入点，重点分析战国时期食客的义利观，探究其影响因素，由此总结指出：对于食客而言，“利”是其本性所趋，“义”是其价值观念的一种选择。

清末官僚制度中“秘书”一职的设立

杨钰祯

2019, 37(2):  81-84. 

摘要 ( 1303 )   PDF (620KB) ( 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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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由官方设立秘书职位并将其纳入官僚体制的正式编制是在清朝光绪三十三年（1907）。秘书职位最终得以设立，是包括冯煦在内的多位官员多年努力的结果，也反映出清政府行政管理的现实要求与西方政治体制对清政府官僚体制改革的影响。文章分析相关史料，梳理秘书职位设立的背景，清政府部分官员对设立秘书职位的推动作用，以及秘书被正式纳入政府职官系统的过程。

行业观察

论政府办公厅（室）受到的监督

杨墨 韩玲

2019, 37(2):  85-93. 

摘要 ( 216 )   PDF (1195KB) ( 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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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我国行政机关内部与外部不同主体在制度层面对政府办公厅（室）进行监督的内容和形式，并提出提升监督效果的对策：立法明确政府办公厅（室）的职责，制定、优化内部工作制度，落实相关监督主体责任，充分发挥党组监督作用，加强政府办公厅（室）业务指导，完善权力机关监督机制，疏通群众信访举报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