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ESG信息披露已逐步从自愿走向强制，ESG信息的强制披露范围作为当前亟须讨论的重要问题，不应再止于“主流标准本土化改造”的模糊表达，应从强制披露的正当性基础探索具体范围。员工保护信息强制披露的正当性并非直接源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或可持续发展目标，而在于实现劳动法与证券法分别确立的劳动者权益保护与投资者权益保护的价值追求。因此，该类信息的强制披露义务可被定位为法定劳动者权益保护义务的衍生义务与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这既是法定劳动者权益保护义务实现机制社会化的要求，也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义务内涵的拓展更新。对不同类型的企业而言，其员工保护信息披露范围也因其负担的义务不同而有所区别，相应的披露范围应分别以法定的劳动者权益范围与拓展后的重大性标准为限。

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促进了数据驱动型平台的快速兴起，推动了平台经济的创新发展，但也催生了数据驱动型平台的扼杀式并购。采用理论分析方法发现，数据驱动型平台通过扼杀式并购排除限制市场竞争，产生了破坏市场竞争结构、抑制市场创新活力、损害消费者福利等反竞争效应；采用案例分析方法，从国内外经典案例剖析数据驱动型平台扼杀式并购的反垄断规制实践来看，数据驱动型平台扼杀式并购的反垄断规制问题集中体现为申报标准不合理、相关市场界定困难、竞争损害评估不足。因此，为破解数据驱动型平台扼杀式并购的反垄断规制问题，促进平台经济的公平、有序发展，我国可以优化平台扼杀式并购的申报标准，改进平台扼杀式并购的相关市场界定方法，强化平台扼杀式并购的竞争损害评估流程，从而全面构建数据驱动型平台扼杀式并购的反垄断规制系统。

有着百余年发展历史的中国体育电影塑造了各种不同的女性形象。这些形象既是对当时历史文化的生动反映，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形象本身所具有的能动性乃至主体性。在相关影片的女性形象的历史塑造中，身体构成了一条含义丰富的主线。通过对相关历史文献的发掘，能够发现影片中女性形象所内蕴的异质性和复杂性，这有助于更新和充实对体育电影女性形象的既有理解。在体育电影女性形象的主体意识从萌芽不断走向成熟的历史跋涉中，以身体为核心的性别话语与政治话语始终保持着一种动态的张力关系，从而构建了自身具有辩证性的话语形态。

詹姆逊曾提出过一个“文学外事办公室”的比喻，批评了美国比较文学研究中暗含 的民族主义色彩。新世界文学、区域研究以及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是 21世纪美国比较文学的 三个主要趋势。新世界文学是美国比较文学回归文学性，同时调和文学和文化研究的一种尝 试，它强调文学政治化潮流中的美学批评；区域研究则是强调关注全球南方文学和秉持“他异 性”价值取向的后殖民主义范式，在 21世纪美国极化的环境中政治化越发显著；比较文学的 跨学科研究更加强调发掘比较文学丰富其他学科的视角，人文学科的“异化”在美国新自由主 义意识形态和高校企业化的背景下变本加厉。“文学外事办公室”的比喻揭示了美国比较文学 研究中一个鲜明的“美国问题”，也指出了为反抗知识帝国化而主动参与世界对话的必要性。

现成品与当代艺术之关系具有进一步阐释的空间。通过考察现成品以不同方式 进入艺术史的历程，可以印证比格尔如下观点：以杜尚为代表的现成品实验，通过观念的生 产，挑战了资产阶级自律美学观与原则，然而这样的挑战随后被资产阶级艺术体制所接受。 但比格尔的下述结论值得质疑：一旦现成品被体制化，其意识形态批判的效能也就随之耗尽。 借助格罗伊斯的艺术理论，对现成品在博物馆内部实际功能性作用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现成品以栖居于体制内部的异己之力，促使博物馆产生某种自我反思的机制，从而在保留现成品政治批判潜能的同时，也促使艺术体制不断推陈出新。

文化形象是国家形象塑造的重要支撑，是具象文化符号抽象化、概念化的结果，可借助具体指标加以衡量。国际中文教材中的文化形象具有复杂的塑造机制与传播路径，可采用“两体三维四层”的分析框架加以解构。“两体”指文化形象的内容取向分析和文化呈现分析两大体系；“三维”即文化内容取向的空间、时间与属性维度；“四层”指文化呈现的四个层面，即分布情况、呈现方式、情感态度与呈现视角。新时代国际中文教材中的文化形象的重塑应当遵循三项原则，即关注文化内容选择与呈现的广度、深度与密度，聚焦多学科、多方法、多模态融合的研究范式，确立基于对象、目标与内容的研究视角。

我国数据交易市场的建设面临数据交易所功能定位不清、数据交易生态培育不足等困境，制约数据场内交易发展。数据交易所与数据商功能分离能够解决数据场内交易不活跃的问题，有助于培育数据要素流通服务生态。“所商分离”模式下，数据交易所应承担公共管理职能。国家级数据交易所作为国家数据局直属事业单位法人，承担构建统一的数据流通交易规则体系与技术标准体系的基础服务职能和合规监管指导职能，区域性数据交易所在国家级数据交易所的垂直管理下，结合区域实践，承担区域内组织交易、数据商及数据产品登记审核、交易监管等一线监管职能。数据商应为从事数据价值链上各种数据价值挖掘活动的市场化机构，承担数据开发、数据发布、数据交易撮合及数据资本化等市场化职能。“所商分离”模式的落地还依赖主体准入机制、数据产品登记制度、信息披露制度以及数据交易协同治理机制的构建。

基于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统计指标体系。采用空间自回归模型分析了2004年至2022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存在显著的倒 U型曲线关系；（2）2004年至 2022年中国金融业最优比重为 5.2%，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2017年之后）中国金融业最优比重为 5.5%，即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金融业增加值

占 GDP的比重维持在 5.5% 时最有利于中国式现代化。从中国式现代化角度出发，中国应该适度降低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将颠覆性信息技术引入工作场所往往会在员工中引起广泛的反应，表现为主动参与或逃避应对，然而现有文献缺乏对员工应对策略先决条件的深刻理解，且存在研究结论不一致的问题。可基于应对理论与事件系统理论视角，构建员工在颠覆性信息技术情景下的应对策略影响机制模型，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开展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在颠覆性信息技术情境下，四类构型可实现高主动型应对策略，三类构型导致高回避型应对策略，且不同路径中构成要素存在替代或互补关系。研究结论不仅为解释组织员工应对颠覆性信息技术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组织技术变革的成功实施与技术平台优化工具的设计提供了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