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段”为思想起点，可以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机器、劳动与资本关系的深层逻辑。机器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跃升，也在资本的统治下成为剥削机制的物质化形态，它取代工人的技能与节奏，并将劳动主体降格为附属物，这造成了劳动过程、劳动产品以及人的类本质的全面异化。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的控制方式从物质机器体系转向以数据、算法与算力为核心的虚拟体系，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资料，算法取代机器节奏成为新的劳动规训机制，资本通过对平台与数据流的垄断实现了更为隐蔽、柔性的剥削。劳动与非劳动的界限被打破，人的注意力、情感与行为被持续捕获并转化为价值来源，异化也由物质层面延展至认知与精神层面，表现为算法驱动下的行为操控与意识殖民，从“机器论片段”到“数据论片段”的转化展现了资本剥削逻辑从显性到隐性的历史延续。面对数字资本的普遍渗透，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技术批判精神为指导，重新审视数据社会的权力结构与主体处境，寻求超越算法统治与数据异化的思想路径，以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自由解放的重新统一。

随着数字平台深度渗透日常生活，数字游戏正从休闲娱乐演变为一种新型劳动形态，这是平台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审视，游戏行为在特定条件下已具备劳动的基本特征：玩家的在线时长与操作被系统程序化，转化为可供平台汲取的“数字劳动时间”；其产生的行为数据、创作内容与社交关系，成为资本增殖的无偿原料。研究表明，从“打金”到数据生产，大量游戏活动实质参与了价值创造，但绝大部分收益被平台凭借技术垄断与规则设计所攫取，形成了“娱乐即劳动”的隐蔽剥削。因此，必须认清游戏劳动化背后的权力不对称问题，探索对抗平台垄断、争取数字权益的可能路径。

进入数字时代，平台已事实上行使着具有社会强制性的数字权力，数字权力一旦被滥用会直接侵害各类法益，需要法律对之进行有效约束。然而，既有“强化中端、忽视两侧”的模式不利于全面规制数字权力，应立足整体法秩序视角，以中端规制为基础，发挥前端规制的预防作用和后端规制的保障作用，实现对数字权力的协同规制。一方面，发挥平台企业自我规制功能以塑造前端风险预防机制，要求平台企业对内加强管理机制建设，对外承担风险管理职责。另一方面，发挥刑法谨慎规制的功能以形塑后端保障机制，重新解释刑法规制平台滥用数字权力的直接侵害行为；以“红旗规则”和“避风港规则”为方向，规制平台滥用数字权力的间接帮助行为。

数据权利登记是破解数据交易难题的关键所在。《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所确立的“数据三权”并非排他性、绝对性的产权，因而该意见中所要建立的“数据产权登记”实为“数据权利登记”。基于数据权利的不同来源和数据交易的不同方式，数据权利登记应具有不同的法律效力，传统财产权登记体系中的登记证明效力、登记对抗效力和登记生效效力都有适用的空间。数据权利登记宜由一体化模式逐渐过渡到集中模式，并在此过程中解决好数据交易所与数据权利登记机构职能分离问题以及实现全国范围内数据权利登记系统统一的问题。确定数据权利登记机构审查职责的核心在于明确数据权利登记机构的审查事项以及审查方式。未尽合理审查义务造成权利人和他人损害或出现其他严重后果的，登记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不可判定性电影，指的是一种保持结构模糊和意义含混的电影形式。这种新电影形式最近几年被主流商业影视创作采用，创制出《芭比》《好东西》等比较有代表性的不可判定性电影作品。不可判定性电影既是新世纪以来电影产业在面临诸多挑战时进行重组和改造后的产物，也彰显了电影产业新的发展方向。这一新电影形式的出现，也给电影研究和评论带来挑战。电影理论家托马斯·埃尔塞瑟提出的“作为思想实验的电影”的研究路径对研究不可判定性电影具有很大的理论启发性。

借助事件论的哲学视野把握影像历史，思考影像历史的生成逻辑，能够凸显历史诗学在理论形态转换过程中经由影像事件带来的革新意义。通过历史过程、历史认识与历史话语衍生出思辨的、批判的、话语的三种理论形态，历史诗学以“历史－文学”为参照所思考的问题聚焦于历史因果论、历史目的论以及历史文本论，但始终缺乏对影像与事件的关注。与此对应的是，21世纪出现的事件论具备统合传统历史文本引发的诸多二元关系的能力，这意味着影像事件也具有弥合历史诗学理论问题的潜力。有鉴于此，影像事件不仅能够扩展历史诗学的研究边界，而且能在理论形态层面提供一种创新发展的启示，推动历史诗学摆脱文本论的束缚，进而通向事件历史诗学。

新媒介、新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媒体、艺术的融合，引发了艺术文体形态的革新，生成了新文体和新美学。剧本杀的文体具有多元媒介属性，在融合文学表达与提升游戏体验的双重目标下，建构起一种跨媒介交互的文体形态——融合多种媒介形式（文字、图片、视频、音频、漫画、VR、AR）为一体的游戏化、超文本化、图像化的文体形式。剧本杀的文体功能在于满足年轻人“轻社交”需求，角色扮演使青年群体获得不同的人生体验以及自我认同的新方式，为当代年轻人提供情绪宣泄的通道和心理疏导的窗口。剧本杀游戏通过对传统叙事范式的革新，构建了“叙事即游戏、叙事即社交、叙事即体验”的新型叙事形态，而剧本杀叙事逻辑的成功也影响了小说、推理游戏书、影视剧的叙事革新。剧本杀电影以其解谜游戏化的叙事方式与服务于解谜游戏风格化的影像美学赋予电影以新的生命力，具备成为一种新文体的可能性。

在中国文化遗产事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从文物到文化遗产的概念演进体现了博物馆保护研究对象从静态实物向活态文化的拓展。相应地，博物馆职能从以藏品为中心的收藏研究机构，逐步转向物与人并重的文化枢纽。在学科层面，博物馆与考古、文物等因共享文化遗产研究对象而形成密切的交叉互动关系。这种交叉性凸显了在文化遗产学一级学科下进行系统整合、统领相关学说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博物馆作为文化遗产知识实践的重要场域，能够通过多学科融合方法构建以遗产价值为核心的循环体系，推动文化遗产学成为统摄相关学科的基础平台，为构建中国特色文化遗产学科体系提供理论支撑与发展动力。

杨乃乔认为，钱锺书的《管锥编》等著作建构了“一个可以会（汇）通（中西）双方的具有普遍性规律的审美系统结构”。这引出了一个问题：思想深度是否等于思想体系？揭示所阐释对象本身的体系或系统之存在，是否等于阐释本身是在建构体系或系统？思想深度呈现为深刻透辟，思想体系则是线、面乃至多个维度的组织建构。人们普遍认为钱著属于前者，这有着阅读感觉和学理判断上的依据，更是钱锺书本人的深刻认定和性情气质所致，其方法论中体现着他的本体论和价值论。在人工智能迅猛进化的背景下，钱锺书式的读书思考，仍有其永恒价值和意义。

儒家伦理与当代美德伦理源自两种迥异的文明传统，时空相去甚远，但从德性主体的确立到德性养成的进路，再到德性养护的方法，二者又存在诸多会通之处。基于“君子慎独”和“以行为者为中心”的考察，儒家伦理所器重的君子，当代美德伦理所关注的美德之人，分别是二者建构自身理论的德性主体；“合内外之道”与“品质优于行为”的道德进路，分别代表了儒家伦理与当代美德伦理关于德性养成的主张，亦强调“形于内，著于外”，但更注重内在的品质或修养；“工夫”和“实践智慧”分别是儒家伦理与当代美德伦理学的德性养护主张，重视主体的工夫实践和精神修养，亦强调德性或品质在实践行为中的重要性。当然，在儒家伦理与当代美德伦理存在诸多会通的同时，也有一定的细微之别。

国际中文教育的社会化路向是应对全球普及需求和国内供给失衡的必然选择，其推进中的系统性风险与分主体挑战是构建动态模型与实践路径的核心动因。通过理论建构、风险剖析、模型设计与路径优化，研究认为：公共产品理论、协同治理理论、生态系统理论构成了社会化路向的理论支撑体系；国际中文教育面临的系统性风险和各主体转型困境，可为实践路径提供方向；构建“政府—高校—社会力量—学习者”四维动态关系模型，实现三大机制

主体优势互补与动态适配，可为国际中文教育社会化提供框架性指引；高校、社会力量、政府、高校专家分别转型为不同赋能者，能够有效协同推动社会化落地，应对国际中文教育遭遇的挑战与风险。

“表达驱动”教学理论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提供了新理念与新方法。综合运用文献分析与案例研究方法，探讨“表达驱动”教学理论视域下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从“知识覆盖”转向“表达能力建构”、从“教师主导”转向“学习者中心”、从“课堂封闭”转向“真实/模拟互动”以及从“知识考核”转向“表达效果导向”等核心特征，进而明确以“表达需求”重构中华文化的“学习—传播”链条的核心逻辑。然而，该理论在文化传播中存在“表达能力”与“文化素养”的双重短板、文化符号“去语境化”与表达需求错位、跨文化差异对“表达有效性”的制约、“表达驱动”所需条件的供给不足以及“表达行为”与“传播目标”的脱节等实践限度。基于此，可从传播主体能力提升、内容适配优化、语境适配创新、资源支撑强化以及效果评估改进等维度提出优化策略，为新时代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提供理论支撑框架和可操作的实践方案，助力实现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能的跃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