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数据时代，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简称“AI”）技术正在成为社会生存的基础，机器人写作在新闻界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文章研究机器人写作的发展现状和AI技术中的自然语言生成（Natural*Language*Generation，简称“NLG”）系统原理，探讨机器人写作与记者写作之间的关系， 分析机器人生成新闻的可信度问题，指出社会物理学时代机器人写作面临的困境，进而指出，对AI 技术的应用要持理性态度，对机器人写作的使用要有一定的限度。

当代应用写作作为一项特殊的写作活动，总是从接受者的角度考虑并处理诸如标题拟定、结构设计、语言运用等问题，客观上形成了一种“接受文化”。接受者的认知活动深刻影响着应用文的标题、结构和内容呈现方式，接受者的心理接受度则影响着应用文语言的选择。应用写作中“接受文化”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中国传统社会伦理文化的积极影响， 另一方面也是当代社会生活影响写作活动的必然结果。了解和认识应用写作中的“接受文化”，有利于人们应对新时代对应用写作提出的新要求、新挑战，有利于人们建构更加合理的应用文评鉴标准， 也有利于当代应用写作扬长避短并实现真正的良性发展。

以前人研究为基础，重新认识语体渗透，并将语体渗透分为文本渗透、特征渗透和功能渗透三大类型，以公文语体与其他语体的相互渗透为例，分别从公文语体进入其他语体和其他语体进入公文语体两个方向，详细阐释语体渗透的各种情形，并引入“连续统”的概念，从共时与历时相结合、量变与质变相统一的视角分析语体渗透各种情形之间的关系， 将语体渗透的各种情形纳入一个连续统的语体系统之中。

21 世纪以来，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展开，我国也紧跟时代步伐对这一主题给予关注。由于我国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起步晚，发展时间较短，企业社会责任建设中还存在许多不足，需要政府积极应对。通过对国外政府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经验进行分析，再结合我国现状发现，当前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中存在着企业信用缺失、生态环境破坏、劳工权益受损、法律制度建设不完善、监督管理不到位等问题。文章从“元治理”理论视角寻求对策，从倡导者、规制者、推进者、监督者的角度，强调政府在企业社会责任建设中的主导作用。

采用个案访谈的方法，对浙江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党政办公室的9名秘书进行调查后发现，其作为领导的参谋助手，承担着处理公文、协调关系、督查督办、会议服务等工作任务，在学校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其职业特性，党政办公室秘书容易产生职业倦怠。运用双因素理论进行分析后得出，职业倦怠产生的原因是社会认可度低、角色转换困难、精神压力大、组织环境不利、工作负荷繁重、个人价值体现小和职业发展机会少，进而从个人和学校等层面提出提高个人综合素质、做好职业生涯规划、加强体育锻炼、建构学习型组织等建议。

高校辅导员是职业倦怠高发群体，对高校辅导员职业倦怠影响因素的研究也是当下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重要议题。文章结合我国独立学院的组织特征，以我国独立学院辅导员为研究对象，以厦门市两所独立学院辅导员为样本， 对独立学院辅导员职业倦怠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统计分析结果显示，独立学院辅导员的表层扮演促进独立学院辅导员职业倦怠的生成， 组织外部公平感是抑制独立学院辅导员职业倦怠的重要因素； 分配公平和互动公平对独立学院辅导员的人格解体有一定影响。文章提出，独立学院应以人为本，减少外部不公平感；应明确职责，建立公开公平的评价机制，以降低独立学院辅导员的职业倦怠水平。

国家形象是一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重要体现，其塑造分为自塑和他塑。我国各界在国家形象的自塑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效果仍不理想。文章提出了孔子学院在国家形象传播方面的独特作用。孔子学院作为中外交流的平台，为世界各地的民众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其派出人员掌握着话语主动权，其教学内容更适合塑造客观、全面的国家形象。

通过网上调查，重点调研了高校档案馆微信公众平台的开通时间、所在学校的办学水平、地域分布、信息阅读量、信息内容、信息更新时间、回复情况、联系方式等，总结出我国高校档案馆微信公众平台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从领导部门、人才队伍、交流合作、微信功能、规章制度五个方面提出对策。

当前，秘书人才供求双方依然存在较大矛盾，其主要原因是高校秘书学专业教育与市场需求脱节。如何才能培养出符合用人单位需求的秘书人才？ 关键是要分析并满足市场对秘书人才的需求。文章将“秘书学专业培养方案调查问卷———企业版”的调查数据制成图表，直观地展示出2016 年和2017 年两年间各行业对秘书学专业课程的认同情况， 对高校秘书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与改进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通过梳理现有法律与行政法规，文章肯定了政府办公厅（室）具有合法、正当的行政监督权，但同时指出行使该权力时面临的困境：缺乏足够明确的法律支撑，受到秘书腐败问题影响，是否需要承接在监察体制改革中被剥离的效能监察职能尚不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