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工作者职业化发展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提升社区治理效能的必然要求。本研究基于ERG理论对社区工作者职业化发展实践进行分析发现：各地通过定岗定级定酬、推进条块网格融合、开展分类分级培训等做法促进了城市社区工作者职业化发展；但社区工作者仍然面临工作负荷过载与薪酬激励不足的生存困境、情感支持薄弱与社会认可度不高的关系困境、培训供需错位与晋升空间有限的成长困境。对此，政府需要优化投入回报适配的薪酬激励制度，重构组织内外部情感支持网络，完善培训体系与优化晋升机制，以满足社区工作者的生存需求、关系需求与成长需求。

社会动员是一种人性化的政策执行工具，其效果影响政策目标的实现，反映政府的治理能力。民众的消极回应暴露出社会动员的认同基础薄弱，而相关研究忽视了被动员者的认知与行为，以动员主体为核心的解释路径难以完整地揭示社会动员的作用机制。本文将研究视角从动员主体转向动员客体，基于民众回应动机，提炼出利益型回应、价值型回应、信任型回应三种模式，并据此构建理解社会动员策略的心理作用机制。社会动员策略可分为激励类、意义类与关系类三种类型，不同动员策略通过社会心理机制干预民众回应行为的方式存在差异。激励类策略通过奖励与威慑调节个体对成本与收益的感知；意义类策略通过框架联合引导个体聚焦认知，或通过身份建构激活个体的角色一致性感知；关系类策略则通过社会网络激发个体的情感共鸣，或利用社会规范引导个体行为。这有助于拓展社会动员研究的微观行为视角，深化对政策执行中民众回应与动员策略适配逻辑的理解。

在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速度与社会稳定程度负相关的论断遭遇中国“例外”。对此，当下学界偏重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社会秩序进行解读，对农村社会秩序的研究较少。本研究选取苏南地区T市S镇Z村为样本，以基础性权力理论搭建“组织-规则-技术”分析框架，探究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国家基础性权力如何重塑村庄社会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与实现机制，进而重塑国家意志主导的治理秩序。研究发现，持续在场的国家权力通过吸纳新生力量与重设村干部角色，实现基层组织重构；通过向村庄公共生活领域与社会生活领域输入新规则，重构村庄利益主体互动的公共性；通过强财政支持的物质性与制度性基础，使得治理资源在社会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空间和利益分配上更为有效，进而实现国家意志对社会空间的全方位渗透与影响。

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一环。高水平区域协调发展要求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协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兼顾效率与公平为原则，统筹好经济发展和平衡治理，呈现高水平经济发展和高程度平衡治理的双高特征。统筹发展与治理的区域协作主要受自上而下的政治势能强弱和横向的趋利避害原则影响，分为项目型、平台型和制度型三种类型。未来应以推进机会平衡、能力平衡和结果平衡为标准，不断朝着打造虚拟产业集群、深化“管理权+ 收益权”分离模式创新、积极推进制度系统性融合等方向前进。统筹发展与治理的区域协作模式不仅有利于挖掘区域比较优势，优化资源配置；而且有利于强化政党作用，构建区域协作新格局；还有利于培育信任资本，促进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抱团出海”，共同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

建立基层纠纷化解机制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本研究以S镇购房纠纷化解为典型案例，以运动式治理理论、集体行动理论等为参考，构建“任务驱动-组织保障-利益共容”分析框架，系统探讨基层政府突破制度惯性化解矛盾纠纷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在常规治理陷入“条块分割”与“责任悬浮”的困境时，运动式治理通过任务驱动的目标重构、弹性组织的资源整合与利益共容的协商博弈三重机制，动态弥合科层治理的结构性缝隙。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基层纠纷化解效能的提升策略，以期为基层政府提高纠纷化解能力、更新纠纷化解方案、重塑纠纷化解机制提供兼具理论解释力与实践操作性的参考路径。

组织人工智能采纳是组织决策层综合考虑人工智能对组织各方面的影响，权衡判断后做出采纳决策的过程，专指组织在其业务中首次采纳人工智能。随着数字化进程的推进，组织面临复杂的人工智能采纳决策问题，这成为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鉴于此，本文首先明确组织人工智能采纳的概念内涵和发展背景，辨析了技术采纳、组织人工智能使用等易混淆的概念；其次，在归纳总结现有文献的同时，系统性地构建组织人工智能采纳的研究框架，其中包含组织人工智能采纳的理论基础、前因、后果及作用机制；最后，进一步梳理研究结论，并基于此提出管理启示，以及未来组织人工智能采纳领域新的研究方向。